1975年1月，四届人大后，邓小平在周恩来的支持下，开始了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全面整顿。这时候，毛泽东的心态大致是这样的：“文化大革命”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需要邓小平这样的人才出来支撑局面，整顿面临崩溃的政治、经济秩序；周恩来的病重，张春桥、王洪文的难以胜任，是毛泽东起用和支持邓小平进行“整顿”的原因。毛泽东认为，必须维护“文革”的成果和肯定“文革”的正确性，这就决定了“整顿”的界限和他支持邓小平的限度——不能系统地纠正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错误。毛泽东这时并没有认识到要整顿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出现的问题，必然要系统纠正“文革”的错误，包括它的指导思想；如果在全面肯定“文革”的前提下进行整顿，那整顿是不可能进行的。毛泽东这一思想认识上的矛盾，实际上在“长沙决策”中已明白表露出来了。他一方面完全同意周恩来关于四届人大的安排，起用邓小平，另一方面又与周恩来谈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。毛泽东说：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，工资制度也不平等。有8级工资制，等等，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。所以，林彪一类如上台，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。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，要写文章，这个问题不搞清楚，就会变成修正主义，要使全国知道。

毛泽东“要使全国知道”的忠告，实际上是要周恩来、邓小平必须坚持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”，不能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，否则就是修正主义，就是搞资本主义，就是林彪一类。周恩来当然理解毛泽东的思想。他回北京后，让邓小平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、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、要安定团结的指示作为整顿的“纲”，雷厉风行进行“整顿”。两位老人在起用邓小平这个共同点上是有严重分歧的。毛泽东让邓小平进行有限度的整顿，不能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；周恩来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的整顿，这必然要否定“文化大革命”。1975年10月下旬，周恩来进手术室前，拉着邓小平的手，字字千钧地说：你这一年干得很好，比我强得多！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毛泽东却不无感慨地批评邓小平：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……还是“白猫、黑猫” 啊。说是“永不翻案”，靠不住啊。

然而，为时不久，历史终究掀开了新的一页：邓小平不负党和人民的重托，出色地履行起自己的使命。同时，毛泽东、周恩来这两位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，曾决定邓小平命运的两位巨人，最后也是由邓小平来盖棺论定的：

“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工作的人。……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。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。‘文化大革命’时，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，幸好保住了他。在‘文化大革命’中，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，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，做了好多违心的事。但人民原谅他。因为他不做这些事，不说这些话，他自己也保不住，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，起减少损失的作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