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民居然可以依法罢免村委会主任，在15年前的大邱庄这显然应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有意思的是，村民告诉记者，新任的村主任叫刘永华，是禹作敏时代“能人”刘万全的儿子，也是禹作敏的侄女婿，原来是大邱庄小学的校长，很受禹氏家族的器重。1993年被捕之前曾任万全集团代理总经理，后被判刑四年，出狱后曾在外面做生意。

据村民们介绍，由于万全账目混乱，他们对原任村领导班子非常不满意，又十分怀念刘永华的才干，所以此次把选票投给了他。但刘永华却非常低调，并不愿意说什么。

被迫的改制

1993，对于大邱庄来说，是个特殊的年份，浪漫主义的集体时代和禹作敏一起被“颠覆”，个人主义时代由此谢幕。大邱庄贫富分化的种子就是从那时被埋下的。专栏作家吴晓波在《激荡三十年》里把1993年的中国形容为激荡的一年，大邱庄亦是如是。

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苑鹏看来，即使禹作敏没有被捕，大邱庄在1993年之后的日子也会过得相当艰难。

1992年初，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，要求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，不要纠缠于姓“资”还是姓“社”的问题讨论。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向基本明确下来。城市国有企业转轨逐渐面向市场，乡镇企业开始面临更大的竞争。

“当时有句话叫‘老虎下山，猴子上树’，以前依靠在体制夹缝中生存下来的乡镇企业将面临非常大的竞争，另外，乡镇企业本身的社会包袱太重，他们一出生就有点反市场经济的味道。”苑鹏认为。

经过了两年的准备，从1995年开始，大邱庄开始了艰难的改制，首先是从房子开始，大邱庄人买断自己的房子，3个月的时间，18万平方米的普通住宅和别墅全部出售给个人。

接下来，大邱庄先后完成了医疗、物业管理、交通工具、通讯工具等14项福利改革，禹作敏制定并一直延续了多年的待遇，几乎全部取消。

而这种改革面对的阻力也是很大，“毕竟以前几乎都是免费的，但必须改，企业受不了。”被称为改制后“轻装上阵”的企业开始从产权改革方面进行努力。

变公有为民营；投资主体由单一变多元。其方式是:集体整体从企业中退出来，由“能人”出资“入主”。

新华社一篇报道称，当时的镇党委书记陶润立含着眼泪说:“我们急过、蹦过、跳过、哭过，四大企业集团的老总有的累得连路都走不动了……”

改制后大邱庄形成了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企业格局，大邱庄的经济成分80%为民营，20%为外资和集体参股。

“虽然单干有种种不如意，当时的改革还是比较公正的，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改革还是正确的”。现在发展得比较好点的企业的老板，大部分还都是当年的厂长、经理、会计等等。这部分人以前在禹作敏时代就是住着别墅，现在仍然住着别墅。
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禹作敏的死给大邱庄带来转机，由于矛盾暴露得早，大邱庄比南街村更早地完成了以股份制改造为主的产权改革。

即使大邱庄的工薪阶层，也能清醒地认识到产权改革的意义。大邱庄长江道上一位杂货店老板说:“虽然那时候集体什么都分，但手上确实没钱啊，一个月的工资只有300多块，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，产权改革更大的意义是提供自由创造的空间，如果没有产权改革，也不能产生如今年销售额过百亿的友发钢管。